楼顶的床单被风灌成鼓胀的帆，又忽然塌陷，拍在铁丝上发出闷响。我蹲在晾衣绳下择菜，看那片白布把天空切成两半，又合拢。那时我七岁，母亲在屋里喊我认字，我假装没听见，直到她走出来，指着床单的阴影说，你看，风在教它怎么飞。

母亲教我的方式从来不像教书。她把米撒在报纸上让我数，数错了就重来，数对了就让我把米捡回罐子。她从不告诉我“这是数学”，只说“米粒不会骗人”。后来我上学，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苹果，问三加二等于几，我举手说，等于五粒米。全班笑了，老师却点点头，说这个答案比她的更结实。

中学时我迷上看云。物理老师路过操场，见我仰着头，也仰头看了半天，说云的形状是水汽画的，但你看久了，它会教你自己画。他把课本夹在腋下，没有讲气压和蒸发，只说，等你学会看云了，再回头看公式，它们就不难了。那天下午我逃了课，在操场躺到日落，云从马变成了山，又变成了海。后来我物理考了满分，不是因为喜欢公式，是因为记得那天的云。

大学里我选了教育学，翻开课本全是术语。教授说教育是塑造，是引导，是点燃。我记了笔记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放假回家，母亲让我帮她收床单，风大，我拽住一角，她拽住另一角，两个人把布拧成麻花。她说，你看，床单自己也在使劲，风只是帮它把水抖掉。我忽然明白，教育不是谁塑造谁，是风、床单和晾衣绳一起完成的事。

现在我也教书了。我在桌上放一只玻璃瓶，插着从路边折的野草。学生问我这是什么花，我说不知道，你们可以查，查不到就给它起个名字。他们便围过来，有的翻书，有的编故事，有的说它像外婆院子里的草。那节课我什么也没讲，只听着。窗外的风吹进来，野草晃了晃，像在点头。

后来有个学生毕业了给我写信，说她记得那瓶野草，说那天她第一次觉得，课堂里可以有自己的答案。我回信说，那瓶草早就干了，但风还在，你去找一片新的晾衣绳，挂上自己的床单，等风来。